《安娜卡列尼娜》

安娜的爱情和自己的前途又是那么的渺茫，绝望、羞耻、负罪感使他举起了手枪自杀，但没有死。死而复生的安娜和渥伦斯基的爱情更加炽热，渥伦斯基带着安娜离开了彼得堡，他们到国外旅行去了。在渥伦斯基家的宴会上，列文与基蒂彼此消除了隔阂，互相爱慕。不久他们结婚了，婚后他们回到列文的农庄，基蒂亲自掌管家务，列文撰写农业改革的论文，他们生活很幸福美满。旅行了三个月，安娜感到无比的幸福，但她却以名誉和儿子为代价。归国后，她没有回家，而是住在旅馆里，由于思念儿子，在儿子谢辽沙生日那天，偷偷去看他，天真无邪的谢辽沙不放妈妈走，他含着泪说：“再没有比你更好的人了。”他们返回彼得堡，遭到冷遇，旧日的亲戚朋友拒绝与安娜往来，使她感到屈辱和痛苦。渥伦斯基被重新踏入社交界的欲望和舆论的压力所压倒，与安娜分居，尽量避免与她单独见面，这使安娜感到很难过，她责问道：“我们还相爱不相爱？别人我们用不着顾虑。”在一次晚会上，安娜受到卡尔塔索夫夫人的公开羞辱，回来后渥伦斯基却抱怨她，不该不听劝告去参加晚会。于是他们搬到渥伦斯基的田地庄上居住。

渥伦斯基要安娜和卡列宁正式离婚，但她又担心儿子将来会看不起她。3个月过去了，离婚仍无消息。渥伦斯基对安娜越来越冷淡了，他常常上俱乐部去，把安娜一个人扔在家里，安娜要求渥伦斯基说明：假如他不再爱她，也请他老实说出来，渥伦斯基大为恼火。一次，渥伦斯基到他母亲那儿处理事务，安娜问他的母亲是否要为他说情，他要安娜不要诽谤他尊敬的母亲，安娜认识到渥伦斯基的虚伪，因为他并不爱他的母亲。

大吵之后，渥伦斯基愤然离去，她觉得一切都完了，安娜准备自己坐火车去找他，她想象着正和他母亲及他喜欢的小姐谈心，她回想起这段生活，明白了自己是一个被侮辱、被抛弃的人，她跑到车站，在候车室里接到了渥伦斯基的来信，说他10点钟才能回来，她决心不让渥伦斯基折磨她了，起了一种绝望而决心报复的心态，后安娜身着一袭黑天鹅绒长裙，在火车站的铁轨前，让呼啸而过的火车结束了自己无望的爱情和生命，这段为道德和世间所不容的婚外情后的结果由安娜独立承担，留下了无限感伤。卡列宁参加了安娜的葬礼，并把安娜生的女儿带走了。渥伦斯基受到良心的谴责，他志愿参军去塞尔维亚和土耳其作战，但愿求得一死。

时代背景

19世纪后半期的沙皇俄国，当时正值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整个社会处于由古老、守旧的封建社会向新兴的资本主义社会急剧转变的特殊时期。一方面在世界资本主义尤其是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革命的强力冲击下，俄国封建农奴制度迅速崩溃，封建贵族地主日趋腐化堕落的思想与新兴资产阶级人文思想发生了激烈的对撞，其政治、经济制度，思想、道德观念也在急剧变化之中，欧洲资产阶级人文思想的启蒙、人性的自觉不自觉地觉醒，使人们要求人性解放、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呼声越来越高，要求摆脱封建思想道德的羁绊;另一方面，反动腐朽的封建农奴制对资产阶级人文思想仍具强大的阻力。众所周知，俄国的农奴制改革是自上而下的转变过程，它不像法国大革命是自下而上的彻底革命，其新兴的资产阶级思想载体不是从平民阶层、小生产者阶层中产生的，而是由一批把持政权的封建官僚、大贵族地主阶层转变而来的。在转变过程中所残留下来的封建传统、观念在社会、人们的头脑中仍然根深蒂固，诚如文中列文所说：“一切都是混乱的，一切都正在建立。”

个人背景

从19世纪70年代起，俄国乡村遭到资本主义势力的人侵，“到民间”去等活动的开展，使托尔斯泰开始了新的思想危机和新的探索时期。他惶惶不安，怀疑生存的目的和意义，因为自己所处的贵族寄生生活的“可怕地位”，深感苦恼，不知道“该怎么办”。他研读各种哲学和宗教书籍，不能找到答案。他甚至藏起绳子、不带猎枪，生怕自己为了求得解脱而自杀。此后，他访问神父、主教、修道士和隐修士，并结识了农民、独立教徒康。修斯塔夫。终于完全否定了官办教会，接受了宗法制农民的信仰。这是托尔斯泰复杂的探索时期，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产生了《安娜·卡列尼娜》（1873-1877）。

创作过程

1870年托尔斯泰便打算写一部出身高等社会的有夫之妇失足的小说，并打算把这个女人写得可怜而无罪。1872年，离托尔斯泰的农庄五俄里的地方，一个叫安娜兹科娃的妇女，发现她的情人另有新欢，向自己儿子的家庭女教师求婚，于是一气之下取了一些换洗衣服到图拉去，后来又返回村子，投身在货车车轮下而死。托尔斯泰目睹了这出悲剧，深受触动。托尔斯泰1873年动笔，1877年完成，小说先后用过《年轻太太》《两段婚姻》《两对夫妻》等书名，后才用了明确而简单的现名。

作品鉴赏

作品主题安娜的选择体现出人性的迷误。为了实现狭隘的个人情爱，她不惜抛家离子，做了自我情欲的奴隶。列夫·托尔斯泰通过这篇恢弘巨著深刻地揭示出安娜悲剧命运的根源，即非完整的感性人格决定了安娜的悲剧命运。尽管她的人生探索以实现精神的自我追求为目的，但其生命力的发挥缺乏理性的配合、支撑与调控，结果使得人生随情欲而漂流落得悲惨的结局。 [8] 安娜极力追求感性生命的舒展，努力探求生命原生态的存在方式，热切呼唤人性的回归，这种行为方式和人生理解本无可厚非，但并不意味着要完全抛弃哪怕一丁点理性的束缚。安娜在追求精神自由与实践人性解放的同时，矫枉过正地陷入了纵欲的感性误区。她为摆脱社会的枷锁却又陷入另一桎梏，她所追求的自由，是一种自私的自由，是一种毫无顾忌的自由，是一种情感占有欲望的满足。自由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我行我素、随心所欲，而是一种理性意义上的积极的生命舒展。如果抛弃理性原则，只认可个人的自由，那么个人的自由很容易构成对另一个人的自由的侵害，对周遭人群利益的伤害，导致矛盾与冲突，并终使个人的自由变得不牢靠、不稳固。个人自由的实现正像经济学上的帕累托原理所要求的那样必须受到理性的约束，才能保证整体社会的自由的不降低，即个体自由的增加必须以尊重其他相关个体的自由为前提。只有在理性的指导下，每个人寻求自己的自由才会被社会主体所认可。自由必须与理性相结合来展现与实现，这样才能构成道德自律的完整概念。相反，缺乏理性的自由至多算是一种经验的自我，绝非积极意义上的生命舒展。用理性的力量约束自己，实现感性与理性的统一，建立健全的理想人格，才能达到真正自由的状态，才是人类应该追求的高境界。

而且，托尔斯泰看到，在俄国随着城市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发展，人的天然情感被压抑，主体性逐渐丧失，成为私欲的奴隶。在小说中，卡列宁就是一个在官场倾轧中丧失自我的人，作者通过这个人物表明了自己对理性的反思，对人性异化的深深忧虑。在小说中，托尔斯泰还通过列文和安娜的生活轨迹塑造了两个环境，两种贵族。一是城市，在那里生活着卡列宁、奥布隆斯基、弗龙斯基式的贵族；二是农村，在那里生活着列文式的贵族。前者远离自然，为了私欲慢慢丧失了人的天然情感，在人的“兽性”和“人性”的角逐中，他们为了一己的私欲渐渐抛弃了善性的自我。而后者正是在自然环境中，在真正的劳动中锻炼了体魄、净化了心灵、获得了真正的快乐。托尔斯泰通过不同贵族对自然的态度表明了自己反对城市文明的观点。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安娜的悲剧应该是俄罗斯文化悲剧的显现。安娜挣扎于情感满足和宗教压抑之间，缺乏理性调节的环节，这种心智缺陷显示出俄罗斯文化的分裂性。俄国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维持国家运转的是长达千年的宗教制度和专制制度，科学启蒙运动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才在俄国缓慢兴起，而且往往被统治阶级引导到为专制制度服务上去，这就造成了整个民族缺乏真正的理性精神和法制意识，更不用说民主意识。

在俄国，受到西方科学民主和理性精神影响的只是极少数知识分子（如普希金、别林斯基、屠格涅夫等“启蒙者”），而大部分知识分子头脑中固有的都是浓厚的宗教意识（如能代表俄罗斯文化特色的托尔斯泰、陀思托耶夫斯基等），对于整个俄罗斯人而言，他们看待问题、处理事物的方式，要么遵从本能欲望，要么遵从道德信仰，其本能和信仰处于对峙分裂状态，正如著名的俄罗斯文化专家尼·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中所说：俄罗斯民族性格中存在着深刻的“两极性”和“矛盾性”，是一个“分裂性”的民族，“这种内在的分裂性将一直持续到俄国革命。”在安娜身上，就体现了俄罗斯文化这种本能与信仰的断裂性。

艺术特色

出色的心理描写是《安娜·卡列尼娜》艺术魅力的精华所在，人物的心理描写是整个作品描写的重要组成部分。托翁喜爱的主人公列文是个精神探索型人物，对社会问题特别是农民问题的探索和对个人幸福、生命意义的探索。他的心理过程是沿着两条路线发展的：在农事改革上，他经历了理想的追求到失败后的悲观。

列文看到农民的贫困，向农民建议合伙经营各种农业，他梦想“以富裕来代替贫穷，以利害的一致来代替互相敌视。总之，在他看来，这将是一场不流血的革命，但是极其伟大的革命，先从我们一个县的小范围开始，然后扩展到全省，然后全世界。”但列文这个美妙的“不流血的革命”首先在他自己的村子就处处碰壁，农民对他的计划毫无兴趣，这使列文陷入了极度的痛苦和绝望；在个人生活上，他经历了爱情上的迷恋、挫折、失望到婚后的快乐、焦虑、猜忌、痛苦，后在宗教中找到了心灵的宁静。列文爱上了纯洁少女基蒂，因基蒂心有所属而遭到拒绝，这使列文非常失落，当基蒂被渥伦斯基抛弃后，他们结了婚，基蒂给列文带来了快乐。但家庭生活是社会生活中的一分子，它不能游离于社会生活之外，如果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孤立的一个家庭是没有幸福可谈的。内省的列文再次陷入焦虑、痛苦之中。他那无法排解的莫名其妙的苦闷、烦腻的情绪和骚动不安的追求，正是风云变化时代再不想混沌活着的一代人心灵上留下深深印记，后在“为上帝，为灵魂而活”信条中找到了“人生的意义”。

小说对安娜的心理过程的描写，则侧重于展示其情感与心理矛盾的多重性和复杂性：它一方面厌恶丈夫，安娜觉得“沽名钓誉，飞黄腾达—这就是他灵魂里全部的‘货色’，‘他不是人，他是木偶，是一架官僚机器’。”另一方面又时有内疚和负罪感产生，安娜毕竟是一个传统女性，并不是一个道德败坏的女人，背弃丈夫，抛弃心爱的儿子，这对着有宗教意识的安娜来说是很难心安理得的;一方面憎恨虚伪的上流社会，安娜经过同上流社会形形色色的人物、思想、道德规约撞击之后，对这个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得出一个深刻的认识:“生存竞争和互相仇恨是人与人之间的唯一的关系。”在告别人世的时候，安娜怀着对罪恶世界满腔仇恨，从心底发出了悲愤的呼喊:“一切都是虚伪，一切都是谎言，一切都是欺骗，一切都是罪恶！……”

另一方面她又依恋这种生活条件，安娜毕竟是留里克皇室的后裔，她的身上不可能不留有贵族阶级的烙印，并且，上流社会一直是她生活的环境；一方面不顾一切的追求爱情，安娜喊出“罪不在我，我是个活人，我要爱情”，勇敢地冲出了聊无生趣的生活。另一方面又不断为之感到恐惧不安，安娜的行为触动的不止是卡列宁这个官僚的个人体面，而是触犯了整个上流社会的虚伪道德，动摇了统治阶级“合法”婚姻的基石，作者把她内心的爱与恨、希望与绝望、信任与猜疑、坚定与软弱等矛盾和复杂的情感与心理流变详尽地描述出来。小说还有许多对人物瞬间心理变化过程的描述，准确、深刻地批露了特定情境中人物的心理变化过程。例如，小说在写到列文第一次向基蒂求婚时，基蒂在见到列文前后这短暂时间内的心理流程，是多层次的。作者对基蒂内心的把握十分准确，在列文到来之前，基蒂满心欢喜地等待着，从外表的平静、从容显示了内心的镇静。当奴役通报说列文到了时，她顿时脸色苍白，血液涌到了心头，那内心是惊恐万状的，以至于想逃开。

其次，小说善于描写人物的外部特征来揭示人物内心：一个笑、一个眼神和动作都成为传达心灵世界的媒介。托尔斯泰认为人的感情的本能和非语言的流露，往往比通常语言表达的感情更为真实，灵魂深处蕴蓄着激情的安娜，因其具有被压抑的生命意识，时不时通过无言的外在形态流露出来，使她富有超群的风韵。在《安娜·卡列宁娜》中，托尔斯泰是通过两条情节线索展开小说的，有人认为这两条线索缺乏联系，这部书是两部小说的撮合。

托尔斯泰本人批评了这种意见，指出这大概是由于“在浏览小说时，没有看出它的内在内容”所致。表面上看，安娜的爱情悲剧和列文的精神探索两条主线平行独立的发展，缺乏内在联系，但事实上它们是巧妙地联结在一起的，这也正是《安娜·卡列尼娜》的结构独特之处，它表现出作者谋篇布局上的填密与严谨。首先，小说在两条主线之间穿插了渥伦斯基和多丽的家庭生活这条主线，它在外部结构上成了两条主线的拱形结合处。其次，小说运用人物向心对照法沟通了两条主线间的内在联系。男女主人公列文和安娜的对照贯穿了小说的始终，此外，安娜和多丽、列文和渥伦斯基、渥伦斯基和卡列宁等也形成对照，共同表现着小说深刻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