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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精华内容
严复、袁世凯与《居仁日览》
从清末改革派的基本立场出发，严复对1911年的辛亥革命与其后民主共和的建立，抱持着怀疑与悲观的态度，以为中国当时国民的程度连采取君主立宪都不够资格，又怎么能立刻施行民主共和呢？他预言勉强实行的结果将酿成大乱。1914年他针对民国成立之后的乱象，撰写《民约平议》一文，借着对卢梭理论的再反省，抨击“暴民政治”。
这时严复不但在政治上主张渐进改革、反对革命，在思想上也更为强调传统文化的价值。1913年他支持孔教会，提倡尊孔与读经，并在“孔教会”所举行的祭孔大典演讲《论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他说此一看法不是“愚民主义”，而是认为“无论何等文明，其中冥昧无所知与程度不及之分子恒居多数”，所以在治理国家之时，对于士君子之外，大多数的“氓庶无所知者”，在道德、宗教与法律三个领域，都是“可使由，不可使知”，“何则，知之转于乱而近于治远耳”。由此可见他对人民程度与社会规范之关系的关怀。这也反映严复抱持着精英主义（elitism）的立场，对他来说知识分子与一般老百姓，在智慧方面几乎有一道永恒的裂痕，人们不能期望一般老百姓对道德、宗教、法律有深入的了解之后，再遵循这些规范。上述“保守”想法为支持“五四”运动的新青年们所痛恨。
民国成立之后严复因袁世凯的关系而受到重用。清末以来袁、严两人的关系即十分亲密。严复在任职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时结识了袁世凯，常常一起“斗室纵横，放言狂论，靡所羁约”。严复当时已看到袁世凯具有政治野心，对他说“时君谓项城，他日必做皇帝”，袁则开玩笑地说“我做皇帝必首杀你”，说完“相与鼓掌笑乐”。后来此一“称帝”的预言竟然成真。1913年10月他写给熊纯如的信中，对袁世凯有“励精图治”的倾向而感到乐观：“项城于国变日受职，各国同日承认，亦几天与人归矣。新组内阁，亦若有励精图治之倾向。吾辈处今，所谓得少便足，岂敢更作过分之望。”至1915年，两人相交已“垂三十年”。袁氏任总统之后十分重用严复，曾任命他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后为北大校长），严复亦被牵扯到鼓吹洪宪帝制的筹安会（在报刊上严复名列第三）。他说这是杨度来说服他参加，他因思想上有共同之处，对实施民主共和有所疑虑，因而“被动”接受，严复说：
筹安会挂名籍端，颇缘被动。一昔杨皙子来寓，宣布宗旨，邀共发起，复言吾国之宜有君（二字作众主解）。而舆尸征凶，此虽三尺童子知之，讨论余地，本属无多，独至继此而言，谁为之主，则争点发生，窃所疑惮。鄙意颇不欲列名，以避烦聒，杨乃以大义相难，谓：“某既知共和国体无补救亡，即不宜苟安，听其流变。”又云：“此会宗旨，止于讨论国体宜否，不及其余。”就令反对君主亦成表见，意态勤恳，乃遂听之。而次日贱名乃登报矣。
后来他在致冯国章书中也为自己辩解，“筹安会发起之时，杨、孙二子实操动机，其列用贱名，原不待鄙人之诺，夕来相商，晨已发布”。他虽感无奈，然对此亦深自惋惜，认为自己未能当机立断加以拒绝而惹祸上身，“筹安会之起，杨度强邀，其求达之目的，复所私衷反对者也。然而丈夫行事，既不能当机决绝，登报自明，则今日受罚，即亦无以自解”。陈宝琛在《墓志铭》中也为他澄清此事，说杨度“窜其名”：
袁世凯与君雅故……国体既变，聘君长大学，充顾问参政及约法议员。君常昌言，国人识度不适于共和，而戴袁者欲资之以称制，窜其名筹安会中，君始终不莅会，袁又以重金讽君为文辟异议者，则辞以疾，自是亦稀接宾客矣。这应该是比较公允的论断。
在袁氏执政时期严复参与不少重要的工作。1914—1915年时严复担任参政院参政，因熟悉国外状况，奉命翻译西方报刊，供《居仁日览》之用。严复在1915年4月21日写给友人熊纯如的一封信中说：“报载复与马、伍诸公，翻译进呈之事却非虚语。日来正办《欧战缘起》，以示此老也。”此处之“马、伍”是指马良（1840—1939）与严复的学生伍光建（1866—1943），“此老”乃袁世凯，而《欧战缘起》即严复为《居仁日览》所翻译的一篇文章。其次，同年6月19日，在写给熊纯如的信中，严复又说，“复向于报章，舍英文报外，不甚寓目”；8月5日的信又说“复自欧陆开战以来，于各国胜负进止，为留神，一日十二时，大抵六时皆看西报及新出杂志也”。由此可见严复此时长期阅读英文报纸，关注西方情势，因而被延揽进入《居仁日览》的编辑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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