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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精华内容
很多前辈大师认为性、多态性与寄生物或多或少有所关联。其中，霍尔丹的贡献为突出。1949年，也就是在DNA结构公之于世的4年前，他提出：“杂合性在抵御疾病方面有一定作用，某些细菌和病毒适应了特定生化体质的个体，而其他生化体质的个体对此仍具有一定的抵御能力。”几年后，他的同事苏瑞士·贾亚克尔（Suresh Jayakar）又进一步阐述了这个说法。之后，这种说法却被人们淡忘了。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先后有5个人在几年内独立地重提这个观点，他们分别是：罗彻斯特的约翰·捷尼克（John Jaenike），蒙特利尔的格雷厄姆·贝尔，伯克利的汉斯·布雷默曼，哈佛的约翰·图比（John Tooby）以及牛津的比尔·汉密尔顿（Bill Hamilton）[1]。
其中研究性和疾病关系为深入的非汉密尔顿莫属。从外表来看，汉密尔顿是一个典型的心不在焉的教授。当他漫步在牛津街头时，常常会陷入沉思，眼镜随意地悬在胸前，眼睛紧盯着前方的地面。他谦逊的态度、轻松的写作方式和讲故事的风格极具欺骗性，他总能够在恰当的时间爆出生物界的惊人发现。在20世纪60年代，汉密尔顿创建了“亲缘选择理论”，他指出基因的成功可以使动物照顾近亲，因为它们分享了许多相同的基因。这恰恰可以用来解释动物的合作关系和利他行为。1967年，他无意间发现基因之间的互相残杀行为，具体内容我会在第四章中详细阐述。到了20世纪80年代，他预见同行们将大力宣扬互惠原则是人类合作的关键。在本书中，我们会一次次地发现，我们正是沿着汉密尔顿的足迹探寻世界。
在来自密歇根大学的两名同事的帮助下，汉密尔顿建立了性和疾病的计算机模式，一种人造生命。该程序始于200种虚拟的生物，它们都像人类一样，从14岁开始生育，持续到35岁左右，而且每年生育一次。但计算机会随机让它们中的一些进行有性生殖，其他的进行无性生殖。死亡是随机发生的。不出所料，计算机模式每次启动，有性生殖的个体都会面临灭绝的危险。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有性生殖和无性生殖的竞赛，每次都以无性生殖获胜而告终。
接下来，他们引进了几种不同的寄生物，每种各200只。寄生物的威力取决于“致病基因”，这恰好与寄主体内的“抗病基因”相对应。在每一个世代中，抗病性弱的寄主和毒性弱的寄生物都会遭到淘汰。于是，无性生殖物种不再具有先天的优势，有性生殖物种常常在竞争中获胜。若每种生物中都有大量的抗病基因和致病基因，有性生殖的优势将更加明显。
与我们预想的一样，在这种模式中，抗病基因越变越平凡，而致病基因也随之趋于平凡。因此抗病基因越来越少，而致病基因便趁机而入。正如汉密尔顿所说：“对抗寄生物的模式正在不断地落伍。”但无性物种的情况则与此截然不同：无性物种不受欢迎的基因并不会被淘汰，基因的数目一旦变少，就不会继续减少，反而会逐渐恢复。汉密尔顿写道：“在我们的理论中，性的本质在于储存目前没有用的基因，但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它可以派上用场。性不断地尝试将基因重组，等待不利条件消失。”永恒、理想的抗病能力并不存在，瞬息万变才是常态。
汉密尔顿做了一个模拟实验：计算机屏幕上有一个红色透明的立方体，里面有两条线，一条是绿色的，另一条是蓝色的，它们像慢镜头中的烟火一样在彼此追逐。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实际上，这是寄生物在利用基因空间追逐寄主，说得更具体一点儿，立方体的每条轴线都代表相同基因的不同版本，寄生物和寄主都在不停地改变基因组合。大约过了一半的时间，寄主终停在了立方体的一个角落里，它已经用尽了基因的各种变体。突变错误可以有效地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即使没有突变错误，它也会自动发生。虽然起始条件是可确定的，但接下来发生的一切都是完全不可预测的，偶然因素完全可以忽略。有时两条线沿着立方体的边缘，以稳定的速度彼此追逐，50个世代改变一个基因，接下来再改变另一个基因，如此往复；有时会出现奇怪的波浪和圆圈；有时就是纯粹的混乱。两条线在立方体中彼此追逐，就像彩色的意式面条，很是奇特。
当然，这个模式并不等同于真实的世界。它没有解决问题的争端，只是建立了一个战舰模式，证明真正的战舰的确可以漂浮在水面上。但它帮助我们确定红皇后不停奔跑的环境。一个极度简化版的人类和一个怪异简化版的寄生物，不断地以周期或随机的方式改变着基因。虽然一直在改变，从未停止，但也从未离开，只要性存在，二者终都会回到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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