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谈到褚时健少年时的烤酒经历。之后他去昆明读书，然后闹革命，结婚生子，下放到农场干活儿。文革结束后，51岁的褚时健被任命为玉溪卷烟厂的厂长，回到了玉溪。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个空降兵是怎么站稳脚跟、成就事业的。
一、一堆乱麻、矛盾重重
1979年，褚时健带着一家人来到了卷烟厂。虽然此时文革早已结束，但卷烟厂内部仍存在着明争暗斗，人事关系极为复杂。
在走马上任之前，褚时健对妻子说“自己有点怕”。他并不怕事，而是怕人，怕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他找到了玉溪地委书记，讨要一把“尚方宝剑”。他说：“希望您答应我，一年之内，凡是厂里有人到地委告状、闹事等，一律驳回，由我来处理。”
褚时健刚到卷烟厂，就遭遇了一个下马威。他们一家四口，结果厂里安排的住处只有20多平，一个房间。第二天褚时健问党委副书记：“你们是不是也住一样大的房子？”副书记有些不好意思，第二天就给他换到一套48平米的房子里，那是前任厂长的住处。
事实上，这个下马威并不是针对褚时健的，任何一个空降厂长都会受到如此待遇。因为在卷烟厂，包括厂长在内的干部历来都是内部提拔的。褚时健这一空降，相当于阻断了好几位内部领导的“仕途”，能不被孤立、排斥吗？
褚时健不以为意，走马上任后立刻开始熟悉情况。他先去了职工宿舍，进一步意识到职工的生活条件有多差。那些宿舍年久失修、摇摇欲坠，各种鸡窝、煤棚乱搭，地面污水横流。重要的是，居住面积狭小，甚至两家人共住一间28平米的房子，中间只能用草席隔起来。
再看产品情况，同样不容乐观。当时卷烟厂的品牌众多，有“恭贺新禧”、“翡翠”、“红梅”、“红塔山”等，但没一个跻身高档烟，而且积压严重。当时厂子的年产量只有30万箱，至少有6万箱积压在仓库里，而且退货还源源不断地运回来，把电影院都堆满了。
在这些品牌中，“红梅”还算是拿得出手的拳头产品。但即便如此，年产量也只有10多万箱，积压同样很严重。工人们丧气地说：“红梅红梅，先红后霉。”
再看车间环境，也让褚时健皱起了眉头。设备摆放得杂乱无章，烟丝遍地，散支烟丢得东一根西一根遍地都是。褚时健甚至看到几只鸡鸭到处乱跑，但随行人员并不当回事，还解释说职工条件艰苦，为了改善生活只好养这些鸡鸭！
后看生产氛围，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很多生产线上只有一名工人在干活儿，其他工人要么围观，要么在闲聊或打盹儿，甚至笑骂那个干活儿的工人是“憨傻”。是啊，那个时候卷烟厂吃大锅饭，干多干少工资都一样，而且干的越卖力，积压得越严重，谁愿意出力呢？
褚时健到厂几个月后，云南省组织了一场香烟评吸会。评吸会也是烟草公司的订货会，专家的评价直接决定了各卷烟厂订单的多少。褚时健颇为重视，在“红梅”烟中精挑细选，满怀希望。没想到评委刚点评了一半，他就坐不住了。
评委说红梅烟外形不佳，烟丝太短，烟梗太多，味道辣、苦、呛…….褚时健猛地站起来制止道：“谢谢专家的中肯意见，我们一定努力改进，下次再让各位专家满意。”他的自尊心受伤了，从小他就知道什么是“好东西”，怎么能让自己的产品得到如此恶劣的评价呢？
二、新官上任三把火
褚时健很快意识到，玉溪卷烟厂就像一根疲沓的“老油条”，必须要抽筋剔骨，才能焕发生机。褚时健性格如竹，困难越大，劲头越高昂。他的斗志燃了起来，用他自己的话说“生活可以过得有点意思了”。
新官上任三把火，褚时健燃起了的第一把火就是整顿不良作风。当时车间上马一个过滤嘴项目，有个车间负责用金粉给烟嘴打上钢印。但其中有些工人仗着自己是副厂长的嫡系，就是不去上班。褚时健火了，下命令道：“其他人先去顶岗，到月底发工资，别发这几个的。”
月底发工资时，副厂长跑来求情，褚时健指着他的鼻子骂道：“你听着，到底是什么情况你我都清楚。我告诉你，你要支持他们在工厂作乱，我就先把你这个副厂长撤了，你信不信？”副厂长呆住了，之前的厂长没这么干的，都会和稀泥，这个黑脸厂长到底是怎么回事？
之后褚时健召开了一次全员会议，告诫厂里的人必须要改掉之前的不良作风，否则一追到底，绝不姑息，该罚款罚款，该开除开除。他的凌厉利落之风让一群有想法、有能力的工人猛拍巴掌，人们开始意识到，这个厂长不一样，是真地来做事的。
紧接着褚时健又成功地组织了一次调薪。上级给玉溪卷烟厂的调薪名额是40%，之前厂子都是按照部门平均分配的。但褚时健认为，在办公室喝茶看报纸的人，能和在一线流汗干活的人一样吗？他顶住压力，把涨薪名额大幅度向一线人员倾斜，确保了生产工作的顺利。
之后褚时健用自己的专业技术能力，燃起了第二把火。他到卷烟厂没几个月，就赶上了锅炉大修。车间维修工挑衅道：“上一次革委会主任带着我们花了49天维修的，我看褚厂长您懂行，我们让你八九天，40天修好吧。”
褚时健之前在农场里修过锅炉，所以心里有本账。他说：“要不要听听我的时间？就4天！是我让步还是你们让步？”维修工开始撂挑子：“那我们就不敢修了。”褚时健直接卷起了袖子：“我和你们一起修！”他抽调了一些工人，分成五道工序同时进行，三天半就修好了。
褚时健又问那些维修工：“你看几天修好的？”人家回答得很直接：“劲头不一样啊！以前厂里让我们白天黑夜干，也不给碗稀饭喝。您这儿晚上还有加餐，那么一大碗肉酱米线！”褚时健接着宣布，所有参与维修的工人放四天假，四晚的加班工资一分不少，周围一阵欢呼。
褚时健的第三把火就是提高职工福利，落脚点就是建房子。1980年初他就跟职工们承诺，半年内建三幢职工宿舍楼。一开始职工们欢呼雀跃，但紧接着就表示怀疑。他们说：“以前的厂长也说了无数次盖房子，结果一块砖头都没看到。这回不会又让我们空欢喜一场吧？”
就连基建科长也没把这个承诺当回事，一直拖着没上交基建计划报告。褚时健大怒，直接换人，换了个年轻且愿意干事儿的负责人。仅仅四个月之后，三栋宿舍楼就利落地建起来了。自此，褚时健在烟厂算是彻底站稳了脚跟。
三、开启变革之路
到了1981年，整个卷烟厂面目一新，大家都憋着一股劲要大干一场。褚时健带上几个车间主任和技术员，到国内的烟草龙头企业进行考察。等结束后他问道：“为什么人家比我们做得好？”技术员们异口同声：“人家的机器好。”
这话说到了褚时健心坎里。当时玉溪卷烟厂使用的是新中国牌卷接机，每分钟只能卷接1000多支香烟，早被欧美淘汰了。而英国莫林公司生产的MK9–5卷接机是先进的，每分钟卷接5000支！而且因为工艺精良，新设备卷接出的烟丝更紧致，档次要高得多。
褚时健知道，在军事领域，小米+步枪能打过飞机大炮，但在经济领域是万万不行的，公司的设备必须要升级换代。但当时一台MK9–5的价格高达261万，差不多能买60台“新中国”牌卷接机。其他领导舍不得花这笔钱，但褚时健一力主张，要买就买好的，哪怕要贷款。
他说：“这笔贷款看起来高，但只要三四个月就能还清。首先，用上新机器后，生产效率是以前的4倍；其次，新设备能大幅降低烟丝损耗，每月光这一项就能节约8.5万。后，产品质量提高后，再加上个过滤嘴，一条红塔山的售价就能增加3元……”后班子全票同意。
几个月后，英国厂家运来了一套顶级设备。但调试上线没几天，意想不到的问题就出现了。这套设备似乎有些“水土不服”，动不动就会发生故障，而且实际产量还不到设计能力的一半。有人开始说风凉话：“没有金刚钻，褚时健怎么非得揽这个瓷器活儿啊？”
英国专家日夜排查，终于找出了原因。原来这套机器装了一个电子质量监控系统，只要烟叶原材料或生产辅材达不到机器设置的质量指数，机器就会频繁停机。专家给出了两个方案：一是关闭电子质量监控，或把检测标准调低；二是提高原料和盘纸、滤棒这些辅材的品质。
褚时健直接拍板：“必须保留监控系统，这是我们买这台机器的意义！”以此为契机，他开始全面推行产品质量提升工程。办法总是能想出来的，仅仅2个月后，玉溪卷烟厂便赚回了包括机器买进、原料采购等全部投资。这个厂子终于开始大踏步前进了。
讲到这里，第二讲就结束了。我们讲到了褚时健新官上任三把火，让之前困难重重的玉溪卷烟厂面目一新；之后他以设备升级改造为切入点，成功地带领卷烟厂走出僵局，突飞猛进。
后问大家一个问题：进入一个新环境，我们该如何站稳脚跟、彰显自我价值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讲出自己的故事，我们下一讲高处不胜寒，从高处坠落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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